五彩云霞的憧憬和眷恋——王印泉作品《情深谊长》入选100首优秀歌曲

王印泉少年时代（摄于青岛）

最吸引他的仍然是音乐课。老师名叫邓余鸿，钢琴弹得很好。所教歌曲大部选自欧洲古典音乐，少部分为五、四以来著名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听惯了雄壮的抗战救亡歌曲，再听这些表现异国情调以及抒发个人情感的曲调，虽然耳目为之一新，可总感觉与不久前刚刚经历的那些残酷现实是那样的不和谐。后来老师又教了几首基督教赞美诗，音乐很好听，当时那庄严肃穆的气氛也确实感人。可唱完后总觉得很怪异——日本鬼子在到处杀人放火，城里城外无一处安定平和，这个时候“上帝”去哪了？弥漫在教室里的这些美妙的歌声又能维持多久？难道是在做梦？那梦醒时分呢？

伴着青春期的躁动，满怀对现实生活和学业前途的疑虑和不安，度过了到青岛后的第一年。爷爷和父亲却仍如往常，一味严词逼迫王印泉静心读书。恰在此时，著名的教会学校“礼贤中学”开始招生。于是爷爷和父亲商定，让他和大哥一起，转入这个学校。入学不久，王印泉就感觉出这所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确实与众不同。首先是各科教师水平高，授课认真，其次是教学设备堪称一流，且物理、化学等各学科实验室仪器一应俱全。这在当时战乱中的中国已经非常难得。借助优异的学习条件，王印泉也曾收敛心绪，安心上了几年学，各科成绩也都有所长进。一直到考入著名的辅仁大学。

读大学之前，王印泉已经在外国人主办并施教的教会中学打下了很好的外语基础。可以背诵很多英文、德文的诗歌和散文。进人辅仁大学“西方语言系”之后，能够更为系统，规范地学习德语，对王印泉来说，无疑是得到一个重要的学习机遇。可当时偌大一个中国，已经很难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抗战的烽火刚刚熄灭，国民党反动派又悍然挑起内战。在辅仁，从来就没有安静过的校园里这时更显波云诡谲。不同的思想意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人生选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嘴角口头上或文字上的激辩，已经出现过多次行动上的抗争——镇压——罢课，甚至已经有人被捕入狱了！思想已经逐渐成熟的王印泉，除主课外已经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向往光明和民主的进步师生。暗中继续着从中学时代就开始尝试的编辑进步书刊的事。一段时间里，在他内心深处，夜幕雾霾中时常闪烁着祖辈王翔千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高高擎起的、当时已照亮大半个中国乡村的火炬。小巷夕阳里他最敬仰的老师臧丙兮投奔八路军时朦朦胧胧的背影，此刻竟是那样的清晰……他还时常回味着从亲友那里听到的有关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等家族长辈如同传奇一般的故事，读着他们在左翼文化阵营或共产党革命队伍中写下的那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小说和诗歌。他分明感觉到有一股伟大而神奇的力量正在激励着他，感召着他，吸引着他。

1946年春天，当漫坡漫野的芦荻花盛开的时节，王印泉信步走在位于鲁北平原的渤海解放区大地上。他这次离开学校，是为了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因躲避战火不得已从沧州提前下车，途经胶莱河以西、胶济铁路以北的渤海解放区。自从踏进这片热土，他就受到强烈的感染。一路上红旗招展，歌声盈耳，连朴实的墙上标语，墙报都与他追求光明的内心世界产生着强烈的共鸣。所见所闻竟是那样的富有生机与活力，他的灵魂似乎找到了寻觅已久的家园。离家返程的时候，他就没有再回辅仁大学，而是留在了渤海解放区。一开始，区党委机关打算留下这个谈吐不凡，有理想有见解的大学生，可没想到军区文工团很快也发现了这个会拉小提琴的“宝贝”。直接找上级首长，把他抢了去。

渤海军区文工团，当时又叫“耀南剧团”。团长李毅汉是从延安“鲁艺”毕业后分配来的。王印泉来到不久，正好赶上准备排演歌剧《白毛女》，遂被选派与三名同志一起，穿越津浦铁路，到著名的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学习取经。带回了包括音乐总谱在内的全部《白毛女》资料。在接下来的夜以继日的排练，演出过程中，王印泉惊喜地发现了与以往所熟悉的莫扎特、贝多芬完全不同的另一座音乐高峰——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中国“革命音乐”高峰。况且这座高峰不是供人仰望的少数人的“象牙之塔”，而是浓缩着千百万劳苦大众的喜怒哀乐，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呼号和呐喊，同时又能深情抚慰其苦难灵魂的精神“圣山”。王印泉情不自禁地投身其中，不知疲倦地工作起来。

他既是乐队首席，又当音乐教员，后来还兼做文化教员，手把手地教那些从农村投奔来的小文工团员们拉小提琴，学写字。学了文化的小团员有的嫌自己名字“太土”，他还有求必应帮人改名。有个叫王桂兰的小歌手，天生一副明亮高亢的歌喉，王印泉给她改名为王音旋。名副其实，实至名归——后来她不仅自己唱出了风采，而且培养出彭丽媛、王世慧、罗余瑛等有影响的青年歌唱家。

为了解决文工团乐器缺乏的困难，他甚至自己动手制作小提琴，精雕细刻好不容易做出一把，外形满意了，可声音却喑哑难听。困扰了他很久的这个问题直到解放后才明白——是因为木材选的不对。

他和战友们深入民间，大量搜集民间音乐素材，一首接一首的创作深受官兵和群众喜欢的歌曲。那时的歌曲创作总是紧紧围绕党和部队在每个阶段的政治任务和战斗部署来进行的。如《保家园》《保卫咱的吃和穿》《保卫山东》是为了动员解放区人民反对内战，粉碎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而作；《血海深仇一百年》《咱们庄里晴了天》《分到这快好庄田》《齐心小调》是为了宣传土改；《支前小唱》《送行》《前方后方齐努力》是反映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王印泉的创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八一军旗红》《胜利的军旗》《庆祝淮海大胜利》《 捷报满天飘》《 歌唱人民共和国》。伴随着“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个主旋律，一起在祖国的大地上高歌回荡。他还配合部队或解放区各种宣传任务创作了多部歌剧和大型歌舞剧。其中演出超过百场以上的就有《老来红》《董存瑞》《周叶槐》《军人生产》《打击侵略者》《草毡子的故事》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王印泉和他的战友们也像一团火一样燃烧着自己，用青春的火焰、革命艺术的火焰，为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奉献出灿烂辉煌的礼赞。

王印泉与妻子沈玉梅留影于1953年赴朝鲜参战前

全国解放后，王印泉所在的山东军区文工团进入济南。1953年他随团赴朝鲜前线。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深入前沿、坑道，为战士们演出，做战地宣传和鼓动。回国后不久，他被组织选派，进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学习。三年时间，系统掌握了和声，复调、配器、曲式与作品分析等全套音乐理论，如虎添翼。回到济南后，他原先所在的山东军区文工团，已经和北京来的公安军文工团，朝鲜回来的志愿军文工团一起，合并组建为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队伍壮大，建制完整，每逢演出，满台星光闪烁，军容灿然，俨然一派“正规军”气象。王印泉被任命为该团“艺术指导”，受命全面掌控、监督、提升全团的整体艺术水准和创作排演质量。期间，他还受命担任过济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科长，山东建设兵团司令部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务。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也无论做哪方面的工作，他都没有离开过自己所追求的艺术理想，没有脱离开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

王印泉摄于停战后的朝鲜“三八线”

说起王印泉这个名字，也许大部分人都很陌生。可要是说起《情深谊长》这首歌，则无论男女老幼，都能脱口而出：“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这首似乎注定要刻印在全中国老百姓脑海中，融汇于人民大众血液中的美妙诗情和旋律，就是王印泉与著名作曲家臧东升词曲合璧之作。1964年10月2日，为了向年轻的共和国15岁生日献礼，一群艺术青年才俊集合在一起，以饱满火热的艺术激情创作、排演了一部经典大剧——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那天开始，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能借助广播哼唱上几首《东方红》里的歌曲。后来随着《东方红》电影的播放，这些歌更是如同拂面春风，瞬间传遍神州大地。其中这首描述红军长征途经大小凉山，与彝族兄弟修好结盟的《情深谊长》，也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像一朵五彩云霞飞进了人们的心中。至今已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首歌仍然脍炙人口，传唱不衰。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纪经典”。

与《情深谊长》的一炮而红不同，那首同样包含王印泉心血结晶的民歌《沂蒙山小调》，却是经过了长期沉淀发酵，先是小范围传唱于老区一隅，后来沿着崎岖山间小路一路走进人们心中的。这首歌最初诞生于1940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沂蒙抗日根据地建立不久。当时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李林、阮若珊为了配合打击封建反动组织“黄沙会”的行动，利用民歌曲调，改填新词写了一首歌，名称就叫《打黄沙会》。因曲调朴实，歌词生动受到根据地军民的喜爱。后来一直作为民歌在当地流传。1950年，已成为山东军区文工团“创作研究组”组长的王印泉，为了完成一次具体的演出任务，也是想给团里的女高音歌手王音旋创作一首适合她嗓音和演唱风格的新曲目，遂从一大堆民间搜集来的民歌中找出了这首虽稍显粗糙，但却饱含传统音乐精髓，且能代表山东民歌豪放壮美气韵的璞玉。与李广宗、李锐云一起，重新作词改曲，定名为《沂蒙山小调》，先是在青岛、烟台一带巡回演出获得好评，继而唱遍整个齐鲁大地。后来灌录唱片，选为教材，成为王音旋演出和教学的代表曲目，代代传唱，越唱越红。很显然，正是王印泉和他的战友们，以超人的艺术眼光发现了这快可以代表山东民间音乐灵魂的瑰宝，细心雕凿并把不可多得的生命共感交付大众。使我们拥有了一方至今也无法替代的，有着“青山绿水”和“高梁红稻花香”的精神文化高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离开部队，转业到山东省文联。先在省作家协会文研所任副所长，后被派到省音乐家协会，任驻会副主席兼《山东歌声》杂志主编。

《山东歌声》是“文革”后首批恢复编辑出版的期刊之一。作为省音协推出新作品，培养词曲创作新人的艺术园地，深受广泛好评。王印泉担当主编后，进一步强化了音乐知识，音乐评论等功能。增强了刊物的可读性。相继开辟了“我的第一首歌”、“音乐与人生”、“齐鲁音乐风物”、“海右词页”、“侨歌”等专栏。在基本确立了办刊理念，刊物风格也日臻成熟的情况下，《山东歌声》更名为《音乐小杂志》。这是刊物为提升总体格调和全面质量而迈出的关键一步。它最初的动议是得益于孙继南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那一年，孙教授从日本发现并辗转复印回了李叔同大师创办的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王印泉展读之下，发现这份刊物尤其是李叔同撰写的那个著名的“前言”，其中所传递出的出刊理念，与我们所追求，所设想的竟然是如此的一致。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次更名一度引起光泛关注，好评如潮。

王印泉在济南与贺绿汀合影

王印泉到音协后做出的另一个贡献，是与张凤良主席一起创办《齐鲁乐苑》杂志。这份杂志原是省音协机关的一份内部交流资料专辑。同时也刊登一些《音乐小杂志》难以容纳的学术性，史料性文章。后来在1982年山东省第一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涌现出一大批优秀论文的同时，一大批来自全省各团体、院校，各地市的中青年音乐学家也崭露头角，如刘再生、成公亮、姜宝海、林寅之、焦侃等。王印泉感到十分兴奋，决定就以这批论文和人才为基础，把刊物办下去，把人才队伍凝聚组织起来。后来不久，张凤良主席主持的山东省“近现代音乐史料”，尤其是战争年代山东解放区音乐史料搜集整理工作，也开始涌现可喜的成果。《齐鲁乐苑》逐渐形成以山东省“革命音乐传统”和山东“民族民间音乐传统”这两大优秀传统彼此参照，交汇融合，相映生辉的特色。在全国音乐界形成很大的影响。它登载的论文，曾创下音乐类论文被《光明日报》头版以通栏大标题整版转载的记录，也曾创下被国家级音乐期刊《人民音乐》、《音乐研究》转载数量最多的记录。即使在今天，这份于1981—1986年间，出刊总计18期的“内部刊物”所发表的所有文章，仍然可以在“中国知网—CNKI知网空间“等著名网站全文查询。

1986年，王印泉按规定离休了。他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读书、写字、拜访那些早他许多年就已离休的老战友们。每天流连于书店、书画社、以及几个军区干休所之间。他一生志趣高雅却质朴谦和，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他思想深远却淡泊畅达，与之交谈如坐春风；他学识渊博却虚怀若谷，与人见面不超过三句话，必会说“我请教你个问题”，而无论对方是大学教授还是一个中学生。只要在家，他就大量阅读，读钱钟书，读罗曼·罗兰，读二十四史里的《宋书》，与古今中外的哲人先贤开卷交心，是他生平最大的快乐；那台已经陪伴他十余年的旧录音机也经常开着机，里面飘逸出的，永远是他一生最最钟爱的莫扎特和中国古琴；书案上摆放着书帖《郑文公碑》和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他一直觉得自己的书法里缺少魏碑的刚劲和唐人的法度，所以离休后一直在补做着这方面的功课；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还学会了用电脑上网、阅读网页，如饥似渴；浏览论坛，一目十行；收发邮件，朝九晚五，整天乐此不疲，累并快乐着！他曾多次对朋友们述说电脑和互联网的好处，以及给自己带来的幸运。

在日常起居和饮食方面，他力求简朴，鄙视奢华。对一切表面光鲜，浮躁绮华的事物一概视以疑虑的眼光。而对极其普通的一块萝卜，一棵白菜，或一碗米饭一个馒头，却倍加珍惜，视若上天赐予的生命之缘。他基本不吃肉食，不喝牛奶，日常蛋白质来源仅靠那一碗豆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这样信守着闻名遐迩的诸城“王氏家风”，一天天过着精神上无比富足，生活上粗茶淡饭的日子。

他的晚年是很不幸的。先是结识并相爱于渤海军区文工团的妻子沈玉梅，在和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以后患病离去，接下来他的爱子，爱女也相继中年早逝。他内心的苦痛不言而喻！

2014年8月份，他患了传染性极强的“结核性胸膜炎”，去医院检查时，他坚决不向机关上要车，说文联的司机们都还年轻，上有老下有小的，传染上结核病可了不得。就这么拖了一天，我看实在不能再拖，就直接开车去接他，他当时已经非常虚弱，上车后还不顾自己，一再嘱咐我打开车窗对流空气，还给了我一只多层隔离式口罩。办理完检查和住院手续后，他一再劝我离开，还不断叮嘱不准把医院和病房号告知任何人，不能让任何人去探望，以免传染。他的老战友薛寿先执意要去看他，他在电话上说：“你还是记住原先那个王印泉多好，为何非得把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瘦弱老头留在记忆里呢？”

本文作者与王印泉合影

由于处置及时，医生在给他抽出一大瓶胸腔积液后，配合强化消炎，使病情逐渐好转。正当接近痊愈，准备出院之际，不料病体另出祸端，食道出现“管瘘”，已完全失去吃饭喝水的正常功能。面对插胃管进食，以及做食管支架术等积极治疗手段，他一概拒绝。理由就是“与其有违生命尊严地活着，不如完整体面地离去！”

在他最后那些日子里，他坚韧的生命力得到有力彰显——一个骨瘦如柴，刚从一场结核大病中挣脱出来的89岁老人，仅仅依靠输液滴注营养，竟然顽强地活过了46天！

王印泉离去了——他融进了清风明月，融进了澄碧清泉。他的病床前还放着翻卷开的《随笔》和《炎黄春秋》杂志，枕头下压着看书用的放大镜，还有他一直带在身边的旧收音机——衰老和病魔摧垮了他的身体却永远没能摧垮他的精神。他的脑海中，仍然飞旋着他毕生追求和憧憬着的——璀灿曼妙的五彩云霞。